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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华受贿案律师辩护词(二审)---还是只谈案件事实与法律

来源:湖南贺春林律师网作者:湖南律师时间:2014-04-25
                                           尹建华受贿案律师辩护词(二审)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法律规定,湖南宇能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尹建华妻子江跃波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尹建华的二审辩护人。本辩护人在尊重该案客观事实及尊重法律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发表的辩护观点为:
(2013)南刑二初字第0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尹建华构成受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南长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侦办尹建华受贿案件过程中,侦查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对侦查机关的违法办案、非法取证熟视无睹,对辩方有法、有据的辩护观点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程序的依法公正,是保证实体公正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程序的公正与依法,就不存在、也不可能有实体的公正性、合法性。本案的原侦办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有大量的违法行为(共有13条违法行为、详见一审判决书或一审律师辩护词),对上诉人、关键证人所取得的证词,均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均不能作为认定该案的证据使用。现着重强调以下二个方面:
1、违反《宪法》原则,侦查人员对上诉人及证人顾康伟等人进行非法拘禁,已涉嫌非法拘禁犯罪:
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刑事案件中,公民在没有被司法机关依法立案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或者说还不是犯罪嫌疑人之前,应该就是一个正常的自然人或公民,其人身自由就不应受到限制。
本案上诉人尹建华是2013年7月28日被立案、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当天晚上11时过后被刑事拘留)。那么,其在此时限之前的人身自由是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南长区检察院侦办人员践踏法律,从7月25日晚9时许将尹建华传唤到检察机关的所谓办案教育基地“雪浪苑”之后,连续三晚三天,不准尹建华离开“雪浪苑”,不许与外界联系,非法剥夺、限制了尹建华的人身自由,侦办人员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犯罪。
同样,南长区检察院侦办人员对证人顾康伟则是于2013年7月22日将其拘禁到“雪浪苑”,一直到7月26日晚,该证人才被放回,连续四晚四天,不准顾康伟离开“雪浪苑”,不能与外界联系,非法剥夺、限制了顾康伟的人身自由,此一行为同样也已涉嫌非法拘禁犯罪。
2、以“软暴力”刑讯逼供、加以威胁、恐吓、利诱、骗供征服下录取上诉人口供、关键证人的证词:
①“软暴力”刑讯逼供
侦办人员在2013年7月25日晚9时许至28日凌晨1时长达50多小时,非法拘禁尹建华期间,对尹建华实施“软暴力”刑讯逼供,数班人马对尹建华进行“车轮式”的所谓教育、劝说、利诱、威胁,不让其休息、睡眠,并强制尹建华做同一肢体动作(45度坐着、面向国徽),以最终达到推毁尹建华身体健康与意志,对尹建华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的阴影。从而导致其后因心理恐惧不断地按侦办人员要求自供有罪。
同样,侦办人员对该案关键证人顾康伟也实施了同样的“软暴力”刑讯逼供。顾康伟被传唤到检察院办案基地“雪浪苑”的时间是2013年7月22日,比上诉人尹建华于7月25日被传唤还要早3天时间。顾康伟是于同月26日晚从“雪浪苑”被放出来的,期间,顾康伟同样连续数天数晚不让休息、不让睡眠、“车轮式”疲劳审讯、逼供,直至26日按侦办人员意志作了证、签了字之后,才得以被释放。正因为侦办人员自知该证人于7月26日所做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侦办机关在移送该案件时故意截留了7月26日对证人顾康伟所做的所有笔录,故意不移交公诉部门或一审法院
还有,在另一名关键证人冯桂林身上,是不是也必然会被侦办人员以“软暴力式大餐”热情款待?!从上诉人尹建华、证人顾康伟所遭受同样“软暴力”刑讯逼供的情况来看,侦办人员不可能舍不得不给这样的“大餐”给冯桂林“享用”,这就是合理怀疑并且结论也是唯一的。
②“软暴力”刑讯逼供、加以威胁、恐吓、利诱、骗供征服下获取上诉人、关键证人的证词
侦办人员在对尹建华从2013年7月25日晚9时许开始50多个小时的“软暴力”逼供以后,又从28日凌晨1时多开始连续22小时对尹建华作了4次审讯笔录、4次所谓自述材料,以获取非法言词证据;同时还诱导、骗供尹建华,向其承诺保证且书写了一份尹建华具有“自首情节”的笔录(侦办人员与尹建华均签字确认了该份笔录、该份笔录公诉部门自始至终未提交给合议庭),以骗取上诉人的所谓口供与自述材料。
对关键证人顾康伟的取证除了“软暴力”刑讯逼供以外,还多次反复传唤、多次威胁取证(前、后5次威胁证人)、违反案件管辖规定取证,最后还拦截、威胁证人顾康伟接受一审合议庭证词复核。
同样,在关键证人冯桂林身上,绝不会缺少侦办人员象“招待”尹建华、顾康伟那样的“营养大餐”,同时,冯桂林的证词均是3至5分钟一张(A4纸讯问笔录)。公诉机关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原侦办人员系“速记员”或“神童”的前提下,那侦办人员所作的笔录就应该是“复制、粘贴”尹建华所谓有罪供述而来(庭审中已明确指明了口供“复制、粘贴”之事实),这也是合理、必然的怀疑。
  • 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证据之间自相矛盾,尹建华的受贿事实根本就不能成立。
    综合分析全案证据材料,尹建华根本就不具备有受贿的前提、条件或动机、目的;证人顾康伟、冯桂林也没有向尹建华行贿的必要和向尹建华行贿的前提和动机:
据案卷材料反映,无锡市烟草局“卷烟物流配送中心联合工房”装修工程及网点装修、改造工程的发包单位均是“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总公司”(并不是无锡市烟草局),承包单位则是南京夯固建筑技术发展公司、南京柏森实业有限公司公司等,证人顾康伟及冯桂林则是从南京夯固建筑技术发展公司及南京柏森实业有限公司分包工程(并不是直接从无锡市烟草局分包工程)。尹建华作为无锡市烟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仅在其中起到一个与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总公司联系、协调的作用。对证人顾康伟、冯桂林分包工程及结算工程款等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1、尹建华没有收取他人钱财的前提和条件:
①据上述事实,上诉人尹建华在该案中根本不可能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二位证人谋取任何利益;
②上诉人尹建华在证人承包工程及结算工程款等方面,为二位证人确实提供不了任何便利,二位证人也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必要为尹建华送钱。
2、证人顾康伟、冯桂林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必要为尹建华送钱,二位证人均无送钱给尹建华的前提条件及动机:
①证人如要分包工程或结算工程款,只须与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总公司或南京夯固建筑技术发展公司、南京柏森实业有限公司打交道,完全无须与无锡市烟草局打交道,故得出的结论就是证人无送钱给无锡市烟草局任何人(或尹建华)的必要;
②如果证人在其中要上诉人尹建华打招呼或提供方便,尹建华也只能向无锡市城市投资发展总公司打招呼,但要认定尹建华是否在其中起了作用或是否为证人提供了方便,公诉机关则须提供相关证据对此予以证明,但公诉机关却对此未提供任何证据。
3、纵观公诉机关提供的所有案卷材料,二位证人在承包工程中的所有合同、协议、付款通知书、工程结算审定单、工程造价咨询报告单等等书证,均未有上诉人尹建华的签名(字)或批条等,据此,也可得出二位证人在分包工程项目及结算工程款过程中,确实均与尹建华无关。
4、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自相矛盾,让人百得不得其解:
①一审判决书认定证人顾康伟承包网点改造、装修工程的事实,相关协议书反映签定合同的时间均是在2011年度,而一审判决书确定顾康伟送钱给尹建华的时间却是在2008年及2010年度。难道证人顾康伟在2008年及2010年度送钱给尹建华时,就已事先知道其要在2011年承包网点改造、装修工程?如此认定事实,岂不是“风牛马不相及”?
②一审判决书用近三页的篇幅述明了侦办机关的13条违法行为(均是辩护人依据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得出的结论),但对侦办机关取证是否“合法”进行论述时却以“只是在有些细节方面有瑕疵”来搪塞,如此论述是否有些牵强或违背了案件事实?
③一审庭审中,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基础、前提均是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但一审判决书却以“基于个人推断等得出”为由来敷衍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如此论述是否未尊重该案客观事实?
④一审庭审中,辩护人总共向合议庭提供了9份证据并依法要求一审合议庭责令公诉机关提供13份应该提供给合议庭的证据(其中一份就是侦办机关诱供、骗供上诉人的证据即尹建华具有“自首情节”的供述),但一审法院却在判决书中对此不置可否,原因到底是想隐瞒什么?
三、全案程序与证据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允许被非法分离、切割,“断章取义”之取舍作为判决依据:
一个完全的刑事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查起诉、到审理判决,最后到执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每一个管辖阶段的司法活动,又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整体单元。在一个独立的整体单元中的司法活动行为,是不允许被非法切割、分离的。在本案中,原公诉机关因为明知他们的侦办人员存在诸多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所以为了规避、逃避基础性的侦办程序违法,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列举出所谓“某次”好象没有违法行为在其中的证据举证,而一审判决则依葫芦画瓢,来个避实就虚,将所谓“合法”、可以利用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来一个既不确定哪些是非法证据?也不明确哪些不是非法证据?而是以虽有程序“瑕疵”,但“不影响证据合法性”为由,以致作出了不合乎事实及法律规定的一审判决。
四、非法证据必须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本辩护人现在着重强调一审审判过程中,原侦办人员对证人顾康伟的违法干扰取证行为:
本案中的证人顾康伟在接受一审法院合议庭复核其证词前,受到了侦办人员的威胁。一审合议庭是2014年1月2日下午大约6时许联系顾康伟,顾康伟同意第二天上午9时半到一审法院接受调查。1月3日上午8点半后,顾康伟首先应检察院原侦办人员的要求,到达了检察院办公楼反贪局姚小平副局长(203房)的办公室,于9时10分左右从检察院大门出来,步行走到其真正应当去的南长区法院。这个时候,原侦办机关通知顾康伟去要干什么呢?!作为掌握巨大公权力的侦办人员,心中没有鬼怕什么呢?!到底想要掩盖什么呢?!据一审辩护人向合议庭提供的顾康伟2013年12月25日至2014年1月3日的所有电话通信记录,证实了如下事实:那就是本案的反贪部门、尤其是本案的侦办人员,为了阻止辩方将他们的丑行揭露并公之于众,在一审法院合议庭2013年12月25日通知顾康伟出庭作证后,成了惊弓之鸟、惊惶失措,频繁地联系顾康伟,阻止并为顾康伟出谋划策向法院递送不愿出庭作证理由的书面材料。到了2014年1月2日下午一审合议庭与顾康伟取得联系并决定第二天上午9点半邀请公诉人、辩护人一起复核调查顾康伟证词后,原侦办人员更加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在当天晚上与第二早上8点半之前,更加频繁地与证人顾康伟联系,争分夺秒地赶在顾康伟到一审法院接受合议庭所组织控、辩双方联合复核调查之前,将顾康伟传唤到检察院,以便完成对顾康伟发出“必须作证送钱给了尹建华”的最新威胁和不追究其行贿罪的最新安全保证。原侦查人员的这些非常不正常的行为,敬请二审合议庭予以重视。
本案中,非法证据在于言词证据,即案件的侦办人员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对上诉人、对证人顾康伟等都不遗余力地采取那么多非法手段取证,检察机关的侦办人员为了取得加罪于上诉人尹建华的所谓证据,能不对另一证人冯桂林施加以同样的手段与方法吗?!!有良知的任何人,能不懂得这其中的道理吗?!!所以,不管一审公诉机关采取什么样“断章取义”的举证方法,用以举证证明上诉人尹建华有罪,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本案上诉人的所有供述、关健证人的所有证词,都是建立在“程序违法”之基础上的(详见一审辩护人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意见)。
  • 一审判决书对上诉人尹建华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程度且明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依照此规定,对足以定罪判刑的案件,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而一审判决书仅依据上诉人尹建华、关键证人顾康伟、冯桂林的极少部分言词证据定案,明显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且不能排除诸多合理怀疑。
尹建华受贿案件侦办人员对上诉人尹建华、2名关键证人的取证,是建立在“软暴力”刑讯逼供、加以威胁、恐吓、骗供等征服前提下所取得的。而一审公诉机关采取“断章取义”和“分解式”的举证方式,掩盖了全案基础性、核心程序性的非法。即便如此,依然不符合“证据确实、充分并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要求。
综合全案证据,确实不能排除如下合理、必然怀疑:
1、侦办人员为什么将尹建华于7月25日传唤到“雪浪苑”以后一直到7月28日凌晨一点之间不作任何笔录?尹建华到“雪浪苑”以后,到底在干什么?一审公诉机关为什么在一审辩护人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后(前、后三次申请),不向一审合议庭提供上述时间的同步录音、录像或对此作出相关说明或解释?
2、为什么在得知关键证人顾康伟准备出庭作证以后,原侦办人员要频繁与之联系?后证人顾康伟一面称自身有病不出庭作证,一面又在接受无案件管辖权、侦查权的原侦办人员取证?当证人顾康伟答应一审合议庭复核证词后,原侦办人员为什么又频繁与之联系并在第二天早晨要拦截证人顾康伟呢?难道就是原侦办人员恐惧违法丑行败露,害怕顾康伟还原事实真相吗!!!
3、原侦办人员为什么对尹建华第一次作笔录要安排在7月28日凌晨一点?趁尹建华“迷糊”之机?并连续一天在22小时内连续审讯尹建华,对其连做4份笔录(含自首情节笔录)?还要求尹建华在7月28日另外连续写4份以上的认罪自述材料?难道就是要追求并取得“软暴力”下的“真实成果”吗!!
4、为什么要对尹建华制作一份其具有“自首情节”骗供笔录(一审庭审中辩方多次要求公诉机关提交但至今也未提交与一审法院)?难道不是为了诱供、骗供吗?为什么该份证据到了一审法庭又不敢出示呢?不就是为了保护原侦办人员的违法行为不被查处吗!!
5、原侦办人员为什么要对证人顾康伟在做笔录之前进行连续关押、实施“软暴力”刑讯逼供?为什么要证人在7月26日释放前的一天内连续写3份以上保证书、自述材料?还连续做三份审讯笔录?但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要截留、不提交给一审合议庭且不作任何说明或解释?此后还要对顾康伟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威胁、“复查式”取证?
6、为什么证人顾康伟在一审法院核查自己时,反复强调要以当时已无管辖权、取证权的侦办人员于2013年12月30日对其所做笔录内容为准?但却称该笔录具体内容说不清了?不就是因为到一审法院接受原合议庭复核证词之前,受到了侦办人员再次威胁,才有如此恐慌、六神无主之表现?
 7、原侦办人员没有一个是“速记员”或“神童”(公诉机关对此未说明)且系边讯问、边记录(据录像资料反映:另一侦办人员在旁边耍),为什么对尹建华、顾康伟、冯桂林所做的每份笔录均系4分钟、5分钟或6、7分钟记录一页?A4纸的打字神速?这种技能能做到吗?
8、根据原侦查人员对尹建华、顾康伟所使用的“非同一般”的侦查手段,难道不能得出原侦查人员对证人冯桂林也采取了“连续关押、非法拘禁、疲劳审讯”等非法取证手段吗?
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在客观事实方面,上诉人尹建华的行为与《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根本不相符;在程序方面,南长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侦办尹建华职务犯罪案件时“程序严重违法”(2013)南刑二初字第0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尹建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确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排除不了合理怀疑。故建议二审合议庭严格审查该案所有证据材料,分清该案“前因、后果”,充分考虑并采纳辩护人的上述辩护观点,并结合《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依法宣告上诉人尹建华为无罪。
 
辩护人:湖南宇能律师事务所
                                          贺春林 律师
2014年4月3日